2016年，是我在新义州最难的一年。
开春的时候，形势就不对劲了。
1月6号，朝鲜搞了第四次核试验。新闻上说，那是个氢弹试验。我不懂什么是氢弹，我只知道，从那之后，丹东那边的银行就开始不对劲了。
钱回不去了2月，我去丹东结款。
以前都是这样：货从新义州发过来，买家把钱打到工行丹东分行的账户上，我再把钱转回厂里买原料、发工资。简单，顺畅，干了三年了。
那天我去银行，柜台的小姑娘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先生，您这笔款暂时办不了。”
“什么意思？”
“跨境业务……有调整。”她说话吞吞吐吐的，“您得等通知。”
展开剩余91%我等了一个星期，又去，还是不行。
托人打听，才知道出事了。2月下旬，韩媒开始报道“中国银行冻结对朝业务”的消息，说工行丹东分行从去年12月起就中断了对朝外汇存款和转账业务 。新闻上说，这是对朝鲜核试验的制裁，是联合国的新决议 。
可我的厂还在朝鲜，我的工人还在等我发工资。
我打电话给朴干部，问能不能从朝鲜那边想办法。他说想不了，现在所有通过银行汇款的渠道都被封了，只能走别的路子。
“什么路子？”
他沉默了一会儿：“现金。带过来。”
3月，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2270号决议，对朝鲜实施新一轮制裁 。新闻上说得清清楚楚：通过银行向北韩汇款的渠道被彻底封锁。各大中国银行都终止了与朝鲜的外汇交易 。
丹东那边，我认识的对朝贸易老板，一个接一个撤了。
有个老哥临走前请我喝酒，说：“兄弟，撤吧。这行情，撑不住的。钱回不来，货出不去，检查还多，你图什么？”
我没说话。
我想起那些女工，想起她们蹲在门廊底下等天亮的样子，想起她们把肉包起来带回家的样子，想起她们说“厂长，厂里真暖和”时脸上的表情。
我图什么？我不知道。
可我知道，我不能走。
检查多起来了3月下旬，检查开始多了。
先是消防的。来了三个人，在厂里转了一圈，说消防通道不合格，灭火器过期，电线老化，要整改。整改完还得等复查，复查之前不能生产。
停了一个星期。
然后是税务的。说账目有问题，要查账。查了五天，说有些票据不规范，要罚款。罚了三千块，人民币。
接着是劳工部门的。说用工比例不合规，朝鲜工人太多了，管理干部太少，要整改。朴干部去协调，请吃饭，送烟，折腾了半个月，才算过去。
那段时间，我三天两头往平壤跑，找人，托关系，请客送礼。以前在丹东攒的那点钱，流水一样往外花。
4月，新义州特区规划又出了新闻。韩媒报道说，朝鲜计划在新义州建一个可供35万人居住的经济特区 。新闻上写得热闹，可落到我们这些小厂头上，只有无穷无尽的检查、审批、报告。
朴干部私下跟我说：“厂长，你坚持住。现在形势不好，等过去了就好了。”
我说，我坚持得住。
可我心里清楚，账上快没钱了。
货款全砸里头了5月，出了大事。
一批货发到丹东，买家把钱打过来了。可钱进不了我的账户——银行说，涉及对朝业务，所有资金都要冻结审查。什么时候解冻？不知道。
那是二十万。我的全部流动资金。
我打电话给买家，买家说钱已经打出去了，他们也没办法。我找银行，银行说这是规定，他们也没办法。我找朝鲜那边，朝鲜说这是你们中国的事，他们更没办法。
二十万，就这么卡在中间，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来。
6月，又一批货发了，同样的结果。
账上的钱，只够发一个月工资了。
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，把账本翻来覆去算了三遍。
借的钱，八十万。货款，四十万卡在丹东。原料款，还欠丹东那边十五万。下个月工资，四万五。
我趴在桌子上，第一次觉得自己撑不住了。
正发愁，有人敲门。开门，是崔姑娘，还有几个女工代表。
她们站在门口，手里捧着个东西。打开，是一沓钱——皱巴巴的朝鲜元，有整有零，加起来大概几千块。
“厂长，”崔姑娘说，小朴在旁边翻译，“我们凑的。不多，给厂里用。”
我愣住了。
“你们哪来的钱？”
她们不说话。小朴低声说：“攒的。省吃俭用攒的。她们说，厂长对我们好，不能让厂长一个人扛。”
我看着那沓钱，看着那些裂着口子的手，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
“拿回去，”我说，“给家里用。厂里的事，我想办法。”
她们不走。崔姑娘把那沓钱放在桌上，说了一句话。
小朴翻译：“她说，厂长，你给我们盖宿舍，给我们吃肉，让我们住暖和的屋。你是好人。好人不能倒。”
那天晚上，我攥着那沓钱，坐了很久。
她们来了7月，丹东那边传来消息，说又有两家朝鲜餐厅关门了——松涛园、玉流馆，都是开了好多年的老店。新闻上说，是因为制裁，也是因为员工集体叛逃 。
我心里咯噔一下。餐厅都关了，下一个会不会是工厂？
8月，原料涨价了。因为制裁，从中国运原料过去，成本翻了一倍。从朝鲜东海岸运海鲜过来，运费也涨了。
9月，又一批货被卡在海关。说是要检查，检查了一个星期，放出来的时候，货已经坏了。
那段时间，我整夜整夜睡不着。头发一把一把地掉。
可就是在最难的时候，她们来了。
那天是9月下旬，来了一批原料——五十吨冻鱿鱼，从朝鲜东海岸运过来的。车停在大门口，要卸货。
以前卸货都是雇人干的，一吨多少钱，给现金。可那天我去找人，人家说要加钱，因为现在形势不好，干这活有风险。
我正发愁，崔姑娘从车间里走出来，站在我面前。
“厂长，”她说，“我们来卸。”
我愣了一下：“你们？不行，这是男人干的活。”
她已经转身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车间里出来一群人——三四十个女工，穿着工服，卷着袖子，走到那辆大车前面。
崔姑娘第一个爬上去，把一箱冻鱿鱼扛在肩上。五十斤一箱，她扛着，慢慢走下来，放进仓库里。然后转身，又爬上去，又扛一箱。
其他人也跟着上了。有的两个人抬一箱，有的一个人扛一箱。她们不说话，就是干活。扛下来，走进去，放好，再出来。
我站在那儿，看着她们。太阳晒着，她们脸上都是汗，可没人停下来。
李翻译走过来，小声说：“厂长，她们说了。厂里缺钱，能省一点是一点。她们力气有的是，不怕累。”
我扭头看她，说不出话。
那五十吨货，她们卸了一下午。卸完的时候，天快黑了。崔姑娘最后一个从车上跳下来，拍拍身上的灰，走到我面前。
“厂长，”她说，“明天还有货吗？我们还来。”
从那天起，厂里所有的装卸活，都是她们干的。
原料来了，她们卸。货发走了，她们装。以前雇人干的活，现在全是她们自己干。没人叫苦，没人喊累，没人伸手要钱。
有一次，我实在过意不去，说给你们加点工资。
崔姑娘摇头：“厂长，我们不要工资。我们只要厂子在。”
我问她为什么。
她想了想，说了一句话。小朴翻译了很久，才翻译出来：
“她说，厂子在，我们就是人。厂子不在，我们就是……就是那些蹲在门廊底下等天亮的人。”
我站在那儿，半天没动。
冬天又来了10月，天开始冷了。
我去宿舍看她们。炕烧得热，被子是新换的，屋里暖烘烘的。崔姑娘坐在炕沿上，手里拿着毛线，在织袜子。
“给谁织的？”
她抬起头，笑了：“给厂长。”
她把那双袜子递给我。灰色的，针脚比上次还细，叠得整整齐齐。
“厂长，”她说，“你穿上，冬天就不冷了。”
我接过来，攥在手里。
屋里暖和，可我的眼眶热了。
11月，丹东那边传来消息，说冻结的那笔钱，可能一时半会儿解不出来了。有专家在新闻上说，这次制裁是史上最严的，什么时候解除，谁也不知道 。
我把账本翻开，算了又算。借的钱，欠的债，卡住的货款，每个月的开销。算完，合上，点了根烟。
窗外的天，灰蒙蒙的。
有人敲门。是崔姑娘，还有一群女工。她们站在门口，手里都捧着东西——有的是一双袜子，有的是一包鸡蛋，有的是一袋干明太鱼。最前面那个，手里捧着那个熟悉的账本。
是恩珠。
她长高了，穿着那件红棉袄，领口的绣花有点褪色了。她走到我面前，把账本翻开，给我看。
最后一页上，歪歪扭扭写着几行字：
“2016年11月，来看李厂长。厂里可忙了，阿姨们都在卸货。大娘说，厂长厂里遇到难事了，让我来帮忙。”
下面还有一行：
“我妈说过，李厂长是好人。好人不能倒。”
我把账本合上，看着她们。
崔姑娘站在最前面，手里攥着一双刚织好的袜子。她身后，是那些女工，那些裂着口子的手，那些瘦削的肩膀，那些眼睛里没有抱怨、只有“我们跟你一起扛”的认真。
“厂长，”小朴翻译崔姑娘的话，“我们听说厂里难。我们没什么本事，就会干活。活我们干，工资先不拿。等厂里好了，再给我们。”
我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。
她们站了一会儿，然后一个接一个，放下手里的东西，走了。恩珠最后一个走，走到门口，回头看了我一眼。
“李厂长，”她说，“明年我还来。”
门关上了。
我站在那间办公室里，看着桌上堆着的那些袜子、鸡蛋、干明太鱼，还有那个账本。窗外的天已经黑了，可我觉得，屋里有什么东西在发光。
那天晚上，我给老婆打了个电话。
“厂里还能撑吗？”她问。
我说：“能。”
“钱呢？”
“会有的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。然后她说：“你别硬撑。”
我说：“不是我一个人撑。是一百个人在帮我撑。”
她们那么薄的身体，扛着那么重的家。她们自己吃不上肉，可把省下来的钱凑给我。她们干了一天的活，可还要去卸那五十吨的货。她们自己的手冻得裂口子，可还在给我织袜子。
新闻上天天说制裁、核试验、联合国决议。可我只记得，那天晚上，她们站在我面前，说“厂子在，我们就是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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